两会召开在即：高晓笛委员——深入调研 心系群众（代表委员履职故事）

这样，就确立了改革的目标模式，即顶层设计。

悲观数据或意味着三季度经济增长数据将低于二季度，早前市场对三季度经济触底回升的期待恐将落空。规划内容可谓包罗万象，但细读下来，此规划中的大部分内容均在年初举行的金融工作会议上有所提及，并没有太多新的内容，不免令人有些失望。

总之，笔者认为，当前经济下行风险加大之下，缓解企业融资困境，恢复经济微观主体活力至关重要。人民币国际化实践发展快于规划对于人民币国际化这一备受关注的话题，规划也并未有太多创新之处，也没有给出市场期待的具体时间表。资本项目开放方面，规划提出，十二五期间要进一步放宽跨境资本流动限制，健全资本流出流入均衡管理体制，完善对外债权债务管理，稳妥有序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并明确指出未来要促进直接投资便利化、提高证券投资可兑换程度、便利跨境融资、扩大个人用汇自主权，有利于加快资本项目开放步伐。自5月温家宝总理提出稳增长以来，发改委项目审批的规模便空前加大。进入三季度，7、8月公布的经济数据依然没有好转，除消费基本保持稳定外，房地产、基础建设两大支柱双双下滑，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继续走低。

正如笔者在早前专栏文章中所提，从根本来看，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源于早前利率市场化程度有限，银行缺少资金定价自主权，便自然丧失了对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的动力更多培育符合我国国情的高级技工。这实际上涉及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面对人口老龄化与就业问题，经济转型并不是越快越好，而是要与老龄化的进程相适应。

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1.78亿，占全国人口比重为13.26%。从总体上看，机器永远都无法完全替代人的劳动，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减少的问题。农村地区收入低，应对老龄化问题会更复杂和困难，更需要特别重视和加强应对。《21世纪》：这样看来，有些产业会不会就慢慢消亡?李军：劳动力具有流向工资高、待遇好的岗位的内在动力，因此劳动力稀缺性上升将促进劳动力对高工资的追求，一些缺少竞争力的产业，包括缺少对劳动力吸引力的产业，出现消亡的情况是很有可能的。

老龄化是否有利于提高总消费需求，还难以给出定论。短期内需要关注的老龄化影响，主要是对劳动力稀缺性的预期可能会不断增强，进而容易引发相关成本上升而影响经济。

中国只能根据自己的国情，采取适合中国国情的应对策略。如果这种人口结构出现了变化，比如出现能干活的人减少，而吃闲饭的人增多的情况，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减少。如果孩子要接受更多的教育，如上大学，参加实际工作的时间还要拖后，所以在短期内多生孩子的结果是增加负担，是加剧人口红利的减少。经济增长动力的提升将主要靠技术进步。

例如，老龄化程度提高而导致劳动力稀缺性上升，并不等同于就业机会增加，不等同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机会增加，反而容易导致就业结构性矛盾的出现。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乏力，收入增长抵不上支出需求增长是产生债务危机的基础性原因。一些具体的表现是：老龄化提高劳动力稀缺性，减少劳动力供给，降低国民储蓄，增加企业及家庭负担，加大政府财政与社会保障支出压力，降低以低劳动力成本为核心的贸易比较优势，同时老龄化对房地产、资本流动乃至金融体系等都有系统性的重要影响。如果转型过慢，现有增长方式不可持续，无法实现经济适度快速增长。

由于不同地区的情况可能不同，应对方法不能一刀切，不能一概而论。其中，老年人的购买力情况是重要的因素，有购买力且有愿望购买的需求才是有效需求。

因为老年人是从劳动力转过来的，老年人越多就意味着劳动力的减少相对越多，因此不利于劳动力群体消费的增加，即在老年人群体消费与劳动力群体消费之间存在一种替换效应。积极而有效地应对，能够在较大程度上缓解或部分消除老龄化的负面影响。

对此，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经济中能干活的人相对多，吃闲饭的人相对少。人口红利主要指一个国家处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相对较大，非劳动年龄人口(未成年人与老年人口)的比重相对较低，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状态。老龄化因素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不大，但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其影响效应将不断显现。而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对人工服务业有更大的制约性，甚至有可能出现有钱也买不到服务的情况。《21世纪》：机器人可以缓解劳动力短缺，提高生产率，使得人工服务问题解决吗?李军：当然，机器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人的替代进行服务。短期内靠多生孩子来延长人口红利也是并不现实的，因为孩子出生后一般要经过十多年的成长才能成为劳动力。

老龄化是重大经济问题《21世纪》：人口老龄化各地不一样，农村与城市不一样，对此怎么看，各地情况不一样，应对的方法不一样吗?李军：人口老龄化是长期性问题，现在谈论应对老龄化的意义主要是提前做准备。对于企业来说，要及早应对这种情况，从劳动力密集型逐渐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应是未来的主流方向。

多生孩子不能延长人口红利《21世纪》：多生孩子是一个解决办法吗，能否延长人口红利，或者移民增加人口?李军：前面已经谈到，多生孩子的意义主要在于改善家庭结构，因此其意义也不在于延长人口红利。短期内，由于地区间存在着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使劳动力尚有一定的流动空间，从而地区间的劳动力供给有一定的互补性。

2011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85亿人，占总人口的13.7%，占全球老年人口的近24%，是全球惟一老年人口过亿的国家。预计到十二五期末，全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21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6%。

显然，一个人活80岁与活100岁，其所花费与占用的经济社会资源是不同的，这与如何定义老年人口的年龄标准无关。为此需要国家从社会保障、收入分配乃至国有资产配置等方面做多方面的工作。事实上，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情况，以及经济对就业的容纳量情况，与产业发展的模式及产业结构有很大的关系，不是简单地延长退休年龄或返聘老年人的问题。预计到2050年前后，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有3.6亿多，届时要把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降到20%左右，大体估计约需要补充三四亿人的年轻劳动力，试想有哪个国家可以输出这样巨大规模的人口?《21世纪》：日本等发达国家应对老龄化的措施能否借鉴?李军：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像中国这样人口规模的国家进入老龄化，因此不存在完全适用的国际经验。

对于中国老龄化问题，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经济系统分析室主任李军认为，短期来讲，靠多生孩子来延长人口红利不仅不现实，相反是加快了人口红利的减少，因为这将使人口抚养比在短期内快速提高，也就是非劳动年龄人口短期内将增加过快。但是，在当前中国劳动力绝对数量仍很大的情况下，如果转型过快，容易出现劳动力结构性过剩的情况，不利于增加就业。

模拟测算结果显示，如果现有产业发展模式不能有效地向技术与资本替代劳动方向发展，2030年后中国劳动力供给将出现严重不足。老年人增加，老年人的服务需求也增加，尤其是对照顾、护理等人工服务需求增加。

经济社会发展的内涵是多元的，单一的指标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但就中国总体而言，移民是不可行的。

老龄化对发展产生的压力，决不意味着相关的问题就可以自动得以解决。如果老年人的购买力不及劳动力，那么这种替换效应的结果主要是总体上降低消费需求。比如，按现行美国的产业结构及产业技术水平，也就是可容纳约两三亿人的就业，如果中国现在拥有同美国一样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技术水平，试想如何容纳下七八亿人的就业?因此，未来在中国人口老龄化条件下的劳动力是否短缺，与产业发展的情况有很大关系，不能简单地说劳动力是否短缺。比如提高老年人口的年龄标准，比如从60岁提高到65岁，甚至是70岁，能够形成统计意义上的老龄化程度下降，但是老龄化引发的相关经济社会问题并不能由此而消除。

1999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到达10%以上，开始进入老龄社会。即，一方面经济中需要大量高质量、训练有素的劳动力而无法满足;另一方面，大量需要就业的劳动力因满足不了工作岗位的条件要求而无法实现就业。

《21世纪》：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有一定影响，您怎么看待中国未来10年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李军：人口老龄化将导致中国潜在经济增速下降，根据在一定条件下的模型模拟测算结果表明，2021-2025年期间，人口老龄化因素可使中国年均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约2.2个百分点。但具体企业的转型是微观问题，不能一概而论。

老年产业难以成为经济增长点《21世纪》：老年人退休后返聘，开发老年人的潜力，是否会促进经济增长?李军：让更多的老年人参与经济活动，当然有利于经济，但这种影响是有限的，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就短期而言，老年人的有效需求尚不足以支撑形成新的增长点。